【校友访谈】春风护白裳

编者按：在聪明人众多的时代，同理心才是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当代最稀缺的奢侈品。站在上帝视角去评判人们的好坏对错很容易，但能够感知他人的欢乐与喜悦，共情他人的不幸与悲伤，并为改变这个社会而努力是很难得的。孙雪梅校友带着这样的同理心，在公益活动中砥砺前行。

校友简介：孙雪梅，贵州习水人，东北财经大学2004级新闻学校友，现任凤凰网副总编辑，女童保护基金主要发起人、负责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曾获荣誉：2017年中国公益年度人物，2016年中国公益年度人物，2016年影响海内外中国妇女时代人物，2016北京社会好人奖，2016人民日报《民生周刊》扶贫传播人物奖，2015-2016年度中国妇女儿童慈善奖，2015年CCTV年度慈善人物，2014年北京青年五四奖章，2014年北京最美慈善义工“十大榜样人物”，2014年“北京榜样”提名奖，2014年网易教育金翼奖之“年度公益人物”，2013-2014年度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先进个人。

记者（以下简称“记”）：据悉，您在2013年6月开始投身“女童保护”公益项目，相当于从那时起，您开始了从大众普通意义上的优秀媒体人向有温度的、有态度的优秀媒体人的转变，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请问促使您完成这一转变的契机是什么呢？

孙雪梅（以下简称“孙”）：这个说法有些过奖。“女童保护”项目的直接的诱因，是2013年在海南发生了一起校长带学生开房的案子，它直接触动了我。这一事件的背后肯定是有一些社会问题存在的，偶然事件背后肯定会有一些必然因素的推动。早在这次案件发酵之前，我就已经听说过很多并没有曝光、也没有走向社会公众的同类事件。性侵儿童案件一直不少，并不止单单的那一起。我会觉得，没有浮出水面的事情很多，因此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努力。其他人也问过我这个问题，说百名女记者发起，为什么是你牵头？就是因为看到了身边发生的、以及我听过的很多没有曝光的案例，我觉得这并不是孤例。我自认为是一个行动力比较强的人，并且在坚定想法后能迅速投入到其中。在这个网络信息快速流通的时代，很多时候新闻热点一浪高过一浪，很可能一时的热点过去了，就会被大众所遗忘，但是我不希望性侵儿童现象被遗忘。当然，坦诚地讲，我一开始并不知道会花这么多时间，也没有想到会花这么多精力，才起步的时候有很多朋友也觉得这是“小打小闹”，是不会长久的。我那个时候也没有想过它会成为我的一个长久的事业，但现在来说，尽管我可能不是全职去做，但是它肯定会是我一直持续去做的事情。即便未来工作会转换轨道，这项事业也会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记：从一句简单的打抱不平到真正行动起来，这中间会是一个艰难且漫长的过程，再加上现在性教育仍然不够普及，很多人对此还是没有正确的认识，所以您在从事女童保护公益项目这八年来遇到过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困难和阻碍呢？

孙：早期的困难，其实跟谈性色变有直接的关联，有时尽管讲的是安全常识，但是在实际宣传过程中，一些相关领导人听到有“性”这个字，就打退堂鼓。更有甚者会认为谈“性”这个字不可以。还有一些人会顾虑，你选择在这个城市开讲，是不是说明我这个地方案例多之类的。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挫折是发生在一个县城里，当时我们的团队已经建立起来，志愿者讲师各自到哪个地方去讲课也都完成了分配，这时有一个当地考出去的女大学生看到了其中一位讲师发的宣传，她向老师讲述道，“我初中的时候被一个老师性侵，我到现在也没有说，我只是想起来就恨，他现在还在那个学校当老师”。讲师听到后很震惊，在讲师群里反映了这个情况，我们想让当地妇联、教育局介入，把这个老师调离教师岗位，毕竟当事人还在继续接触学生。但当时教育局的反应是第一时间把我们的志愿者群解散，不允许再做这个项目，这是在过程当中我觉得很刺痛我的一点，有一些人还是捂盖子，他们没想到的是当这个锅揭开以后，高压下面的爆炸带来的影响其实是更大的。换个角度来说，这个教育局局长也是孩子的父亲，我希望他能够考虑更多孩子未来的发展，而不是为了一时的位子。不过这都是早期的经历，其实大多数人还是理智支持的，特别是现在，教育部、最高检，国家层面都很支持。近期，国务院成立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孙春兰副总理作为组长。国家对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视程度在不断地提高，其中就包括了防性侵这一块。

记：我了解到最高检会直接与您们签订协议，使得在各地区开展讲座进校园等活动能够顺利展开。在这一过程中，哪些地方的志愿团队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呢？

孙：优秀的团队有很多，其中江苏徐州比较早开展这一活动，其中也离不开当地教育局领导人的极力推动，全市一年发布了十个以上红头文件，要求各学校开展女童保护项目，并由市里下到县教育局里，每个学校选1到3名老师接受相关培训，最后通过考核的将被任命为讲师在当地开课。这是很大手笔的推动，那一年江苏徐州覆盖的是80万人，一年在徐州就考核出1000多个讲师，这些老师在自己的学校里开展宣讲活动。类似的情况不少，比如江苏淮安还有贵州财经大学的团队等等。团队发展不仅是单纯的讲课，还需要经常磨课，不断提高授课质量，然后大家在一起复习、备课。正是因为有这么多负责任的讲师，我们的项目才能做好。因为个体的力量始终是有限的，虽然我是创始人，会带头去做很多事情，比如我讲了儿童版和青春期的第一课，但后来不断地修订补充等，我一个人是做不到的。如果没有如同星星之火一般庞大的志愿者队伍在各地宣传，其实是没有办法达到规模化的效应，也没办法覆盖到那么多人。

记：团队的力量和其迸发的精神正是公益活动的灵魂所在。那么就您个人而言，是如何平衡本职工作、公益事业还有家庭生活的呢？

孙：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你要在这里花更多的时间，另外一处的时间必然就会少一点。首先在事业方面，女童保护创业初期那两年，我花在女童保护的时间是多于本职工作的，当时我还在京华时报工作，我很感谢老东家对这项公益事业的支持。创业期需要大量的时间，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其实是很难起步的。后来到了凤凰网工作，也很幸运，遇到了同样支持公益的领导们。尽管要坐班，工作量比在报社大，但仍给了我很大的空间做这个项目。我现在作为副总编辑，不仅需要有内容的影响力，也会有一些商业指标，所以压力更大。不过我认为这两个身份互相并不冲突，“1+1”的工作量小于“2”，但效用是大于“2”的，这是我此前做公益频道主编最深刻的感受。我会跟大家分享公益的、媒体的经历，其实这两者是相互促进的。这不仅得益于领导的格局、包容和支持，也离不开工作之间本来的交集。其次，家庭方面，当然离不开家人们的支持。公公婆婆都在跟我们一起生活，他们会帮忙带孩子，尤其是婆婆，一人能带俩孩子，我都佩服；我的先生，他也是东财校友，他也很支持我做公益活动。整体来讲，家庭是强大的后盾，我很感谢他们的付出与支持。

记：能看出您目前处于一种非常好的状态。接下来您觉得全社会，或者说您到各个高校来进行讲座宣传时，希望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效果？

孙：我越来越觉得在参与社会创新和公益实践的过程当中，青年人的力量，尤其是大学生群体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在女童保护公益项目进行的过程中，我发现有很多来自粉丝团、明星后援团的支持，其中大学生是主体，年轻人观念的改变，不仅会影响他们自己本身，还能影响他们的父母，以及影响未来他们身边的小孩。如果未来他有下一代，他又会影响到下一代如何去看待这个问题、怎么去教育孩子。因此，这个项目的目的不限于影响现在的这批小孩子，还需要一代一代传下去，这种影响是很长远的。从另一方面来说，青年人会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无论是从经济实力，还是精神体力的角度出发，如果将青年动员起来，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核心思想其实是双向的，一个方面是青年的参与推动会让公益更好；另外一方面，虽然当下的青年人不喜欢说教，但在这个过程中，能让青年人知道人生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可以选择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成为践行社会责任中一股重要的中坚力量。

记：既让他们去帮助公益，也让公益帮助青年人成长是一个很好的思路。您也一直都很关心学校的发展，作为校友，您对校友工作的需求和期待重点在哪些方面呢？

孙：我相对来说回学校的次数算多一点的。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当再回到学校时，感觉这个家还在，让校友有回家的感觉。因为校友们的时间跨度很大，学校的变化也很大，所以校友工作处的桥梁作用是很重要的。不管到哪一年，当校友回来感觉还是那个地方，觉得一切没有那么陌生，依然能感受到亲切。此外，就是校友之间的互动，可以组织一些定期的活动，使大家的联系更加紧密，具体表现可以有很多载体。我校的北京校友会我也是有参加的，但实际参与的活动不多，其中或许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我建议是大的节点可以组织活动让更多校友参与进来，让大家对母校更有归属感。对于一些更有能力的校友，他们也有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其中不乏已经做得比较成功的校友，可以将他们发展回来，加强与学校的联系，在这一过程中他也在实现社会价值，也是一种身份认同。

记：最后，您有什么想和学弟学妹们分享的吗？

孙：我始终觉得保持一个积极向上的状态很重要。每一个人都会有迷茫的时候，尤其是在大学时期，但是每个阶段都要告诉自己，我很乐观，我很上进，这很重要。用我自己的状态来说，就是需要积累，在你发现真正的机会之前，你一定要做好准备，机会都会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所以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乐观进取的状态，积极为未来做准备。

记：好的，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祝愿您的公益事业越做越好，公益团队继续发展壮大。

（采访：吕东东 整理：陈丽华 刘晨璐）